半是孽缘半是仙----记墨西哥女画家芙瑞达.卡洛
2020-03-06 23: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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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9 

前几天在《风过蔷薇》博客里看仙袂谈女人和生孩子的事情,说到女人喜欢一个男人,就有为他生孩子的企图。早先,见到这句话是出自一个女人之口,她就是芙瑞达•卡洛(Frida Kahlo)。去年看《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的那个铁哥们也对亚历山大说,俺虽然很爱你,但是你必须娶一个皇后,生一个儿子。两者虽然性别不同,但是说到爱,自然没有比为一个男人生孩子的表达最彻底的了。

芙瑞达•卡洛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女性,但是她爱上了画家迪戈,那时她才15岁。她说她的梦想就是要为迪戈生一个孩子。爱上一个人,因此而改变命运的女性不少,但是爱上一个画家而且成为一个杰出而锋芒毕露的画家的女人实在是这个世界很少见到的奇迹,这至少可以说明芙瑞达本身就是个天才,加上她不幸的车祸遭遇,构建了她对身体和身体所处的世界之间存在的遐想和描述,她是在伤口和病痛中诞生出来的艺术家,这种伤痛不仅来自身体,包括精神上的梦想和生活中的平衡一个一个被打碎,伤痛如同藤类植物的气根和她的毛细血管纵横交错,使人无法分辨她被病痛吞食还是她本身就是痛苦的代言。

艺术拒绝中庸,但是不拒绝旁观,艺术强调自我,但是永远不走向现实的中心,艺术家希冀的是在自我的表现里让那个自己在语境里缺席。但是,芙瑞达.卡洛其实一直是在画她自己,真实的如同她每幅画完成后的手记,但是很自然地,因为那些画面的如同梦境的碎片和臆想般的表现,我们的评论家们还是把她定入超现实主义画家的领域,

芙瑞达和迪戈之间的爱,充满着奇怪的命题,有人称其为大象和鸽子的结合,但是他们之间又有一种如同来自宿命的精神纠结。

芙瑞达说:“我一生有两次不幸事故,一次是被汽车重创,另一次则是遇见迪戈。”真是一语中的。

据说少女芙瑞达见到当时已经很出名的壁画家迪戈的时候,就在他必经的路上撒黄油期待看他的洋相,但是迪戈就是滑不倒,这仿佛是一种预言,注定芙瑞达没办法让迪戈成为一个乖顺和驯服的丈夫。芙瑞达在一次严重的车祸后步入成年,这使得她的世界开始不怎么完整,但是她却阴差阳错地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并且和她仰慕的激进画家迪戈走到了一起。

迪戈这样的画家和革命者是一种奇怪的结合体,他浑身是不安分的因子,他虽然和芙瑞达结下秦晋之好,但是一直风流不断,在这一点上,他很象同样曾经加入过西班牙共产党的另一位超级天才画家毕加索,在寻找异性刺激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像毕加索这样疯狂的公牛虽然满脑子色情,但是却从来不会在舞会等场合出现,甚至厌恶跳舞,所以毕加索其实远不是一个喜欢招风惹蝶的画家,而迪戈却从来是来者不拒,到了美国以后更是变本加厉。迪戈最龌龊的一次偷情竟然是和芙瑞达的亲妹妹睡进了同一个被窝,这次打击使芙瑞达终于黯然神伤,毅然选择悄然离开,尽管他们过了一年又重新住到了一起。据说迪戈也无法解释自己身上怎么有那么多欲望,他承认自己对爱得越深的女人就越有伤害的企图,这种解释似乎和前几年在白宫出入的克林顿同出一辙。

车祸除了给她带来难以承受的后遗症疼痛,带给芙瑞达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办法为迪戈生育一个孩子,她为此多次流产,这种不能生育的痛苦也被她画在画中。尽管离婚是不幸的事情,但是不可否认迪戈给她的伤害却刺激了她的艺术生涯走向辉煌。在和迪戈离异的时间里,芙瑞达不断靠画画和说黄色笑话打发时光,也有人说她在这段时间里成了双性恋者,她不断在痛苦中作画,她的画里的自己一会儿是美丽的墨西哥美女,一会儿是痛苦的支离破碎的形象,有时候却是长着胡子的怪物,她那拧在一起的眉毛,几乎成了她绘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成了她最引人注目的标志。但是她在各地都受到欢迎,她甚至在法国和毕加索经常在一起狂饮乱食、贪杯无度,她的争议性形象也会出现在时尚杂志封面上,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她居然和被斯大林清洗出来的俄共影响力人物托洛茨基亲密无间、传奇不断。

芙瑞达的唯一一次画展是在墨西哥举办的,当时她躺在自己的床上来到了展馆中心,那时她几乎是墨西哥人心中的天使,尽管她一点都不快乐,那一年,她永远地失去了她的右腿。

芙瑞达的绘画经常表现出双重自我的困惑,一个残破得在地狱边缘的自己,另一个理想得如同天仙的自己,可能,在她的脑海里浮现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一个是Frida,一个是Kahlo,她们共同组合成了芙瑞达.卡洛。芙瑞达的绘画题材虽然自我,但是她的空间又无限广阔,她经常把自己放置在空旷的天地之间,随之她破碎的身体被她用画笔一一肢解,脊柱、心脏、死婴、射进身体的铁钉和箭簇、动物尸体和胎盘等等,世界只有她和她的痛苦逼真地悬浮着,自虐和痛苦的静止,却无时无刻不在咬噬观者的心灵。

解构芙瑞达的绘画,她的精神性语言结构和自我的表达似乎融合在一起,是现实的梦境和虚幻的真实地组合,而她真正的画笔却是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芙瑞达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虽然后来的人更喜欢把她作为女权主义祭坛的旗帜,但是她的确一直都不是女权主义者,她的生命看上去更像一个命运和爱情的女奴。1954年,她象一只冬天到来前的蛾子,静静扑腾着孱弱的双翅,慢慢死去,留下最后一页日记:“I hope the leaving is joyful and I hope never to return.”(我愿欣然去,我愿去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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